都市丛林中的艺术栖居——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别报道

原标题：都市丛林中的艺术栖居——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别报道

　　1 遗民与移民：香港美术的雏形

香港夜景

　　香港媒体人杨静曾写道：“‘借来的地方，借来的时间’，书画家百科，末代港督彭定康（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, Baron Patten of Barnes）如此定义他管辖下的香港。时光一晃，回归已是十八年前旧事，香港依然寸土寸金，人来人往，这种‘停车暂借问’的感觉，似乎没变。”不知何时，“借来的地方，借来的时间”成了形容香港的妙语，它也许是出自英国人李察·休斯（Richard J. Hughes）所著的那本《Borrowed Place, Borrowed Time: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》，而“借”字给那些“过客们”带来的局促感，贴切地表现出香港这座移民城市的生活之艰辛。而正如1973年，电视剧《狮子山下》主题曲中那句“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”所唱，来自远方的商人、工匠、水手，无数出身各异的港人，在这南海一隅的栖身、奋斗、团结，最终化为“相逢一笑”，一些上个时代的遗民与移民就成为了香港美术的雏形塑造者。

方召麐 平稳过渡 108cm×95cm 1994年（该作为林夕旧藏）

　　在19世纪中期的西方人眼中，“中国画派”有点类似于日本的浮世绘，这个印象源于当时来自香港的外销商品画。但在摄影术诞生后，这些廉价装饰品完全丧失了市场。时至20世纪初，香港有了真正的职业画家群体。一批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不相容的前清翰林“遗老遗少”，如陈伯陶、赖际熙、岑光樾、区大典等移民香港。他们的到来虽然让香港的画家群体有所扩充，但并没有为这块土地注入新鲜的艺术活力，这种境况在上世纪20年代至抗战爆发才得到了全面改观。当时，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中坚力量，如邓尔雅、李研山、黄般若、李铁夫、余本等画家纷纷抵港。在香港成为抗战前线后，这里又汇集了张光宇、叶浅予、丁聪、叶恭绰、黄独峰、司徒奇等左翼及传统岭南美术的支持者。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因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，又一批艺术家选择港台为庇护所，如赵少昂、丁衍庸、王季迁、方召麐、吕寿琨等艺术家定居香港。

1956年，位于农舍路的新亚书院校舍

　　“20世纪中叶以前的香港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，当时的香港美术，基本上也是一种移民美术。一批批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而移居香港的美术家，多是内地艺坛的精英。他们基本以祖国内地为认同对象，在将自己创作观点、艺术手法带入香港的同时，从一定程度上繁荣了香港的美术创作。”在中国美术学院朱琦博士的著作《香港美术史》中，1949年至1950年代末，被称为香港美术的“自立期”，在这段时间，诸如涛画会、香港艺术社、风社、香港中国美术会、七人画会等12家民间画家团体成立。虽然英国殖民政府并不打算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上花费哪怕一港币，但以新亚书院艺术系（1957年2月，新亚书院校长钱穆与陈士文、丁衍庸等人共同筹划成立了艺术专修科）为核心的香港学院美术教育体系也雏形初现。香港美术基因的传承演进得以继续，学者们也不必担心只能铸就一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断代史了。

香港街景

　　“国内对于上世纪中叶居住在香港的这批艺术家了解的不多，至少在当年是这样，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到香港之后才开始对这批艺术家有所认识。没有人研究他们的艺术，也导致这段历史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空缺。”北京琉璃厂龢堂画廊主人的李典曾在香港生活工作了20年之久，在他看来，这批画家的创作成就了香港美术的发展，但也正是因为那里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艰辛的生活，让他们开始了迥异于内地的艺术创作旅程。“当时的这批画家生存状况并不优越，甚至有很多人物质条件异常艰苦。香港当时几乎没有养活职业画家的机构，外资画廊也不会代理中国画家。大家卖画的收入微薄，还时有时无很不稳定，有些人干脆就带些学徒、收点学费以补贴家用。但俗话说‘野鹤无粮天地宽’，这些画家的艺术生命是相对自由的，他们在香港这样一个大世界，视野非常宽阔，这也让他们最早投入了中国画领域的‘西学中用’阶段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