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国艺昌硕”展览写意精神与当代价值

原标题：写“意”之道昌且硕

吴昌硕 菊石图 153×42.5cm 西泠印社藏

一

中国画论史上，有一段借助“犬马”与“鬼魅”，辩析中国画艺术“形、神（意）论”的公案：

客有为齐王画者，齐王问曰：“画孰最难者？”曰：“犬马最难。”“孰最易者？”曰：“鬼魅最易。夫犬马，人所知也，旦暮罄于前，不可类之，故难。鬼魅，无形者，不罄于前，故易之也。”

——战国·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

画工恶图犬马，好作鬼魅，诚以事实难作，而虚伪无穷也。

——东汉·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

凡画，人最难；次山水，次狗马；台榭一定器耳，难成而易好，不待迁想妙得也。

——晋·顾恺之在《魏晋胜流画赞》

善言画者，多云鬼神易为工，以谓画以形似为难。鬼神，人不见也，然至其阴威惨淡，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，使人见辄惊绝，及徐而定视，则千状万态，笔简而意足，是不亦为难哉!

——宋·欧阳修《题薛公期画（鬼）》

岂以人易知故难画，人难知故易画耶？狗马信易察，鬼魅信难知，世有论理者，当知鬼神不异于人，而犬马之状，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，亦未可谓工也。然天下见理者少，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！

——宋·董卣《广川画跋·书犬戏图》

描神画鬼，毫无对证，本可以专靠神思，所谓“天马行空”地挥写了。然而他们写出来的却是三只眼、长颈子，也就是在正常的人体身上增加了眼睛一只，拉长颈子的二三尺而已。

——现代·鲁迅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<丰收>序》

我的所见适得其反：“犬马最易，鬼魅最难。”犬马旦暮于前，画时可凭实物而加以想象，鬼魅无形不可睹，画时无实物可凭，全靠自己在头脑中shape（这里因为一时想不出相当的中国动词来，姑且借用一英文字）出来，岂不比画犬马更难？故古人说“事实难作，而虚伪无穷”，我要反对地说：“事实易摹，而想象难作。”

——现代·丰子恺《画鬼》

这一系列论证，层层关联，正昭示着中国画审视传统的转换。从先秦两汉“事实难作（求形）”，经由魏晋“迁想妙得（传神）”，至北宋标榜“笔简而意足（写意）”，以迄近代，推举“想象”与“创造”，中国画在造型观念上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迁：形——神——意。同时，也展现了中国画之“写意”的理论根源与发展必然，要言不烦，可免长篇累牍而一目了然。

时至今日，由“犬马”与“鬼魅”所涉及的问题，其境遇仍旧显得耐人寻味。当我们将目光落实到当代的创作实践与艺术鉴赏中，可以发现，没有一个词语比“诗情画意”更让人耳熟能详。画求“意”是具有压倒优势的意见性倾向，甚至呈现出教条的特征。标榜写意的作品、主张，触目皆是，“写意”几乎成为所有艺术创作的标配。但宏观地审视，我们又发现，反映时代风云变幻激荡的写意精神、写意作品，似乎又显得如此稀薄。基于时代担当前提下的文化自觉，根源于民族文化根底、正视时代灵魂的写意精神与作品，并不多见。当然，近年频频提出的写意命题讨论本身，即已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初步体现。在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，中国当代艺术写意渴求以及从中所产生出来的“文化自信”命题，不仅是传统继承的单向线索，书画家百科，或是融合西方的简单模块，而是一种当代自信背景下的多维展开。

若从文艺理论根源探究，形——神——意（境）的追求，是文学艺术的共同问题，由统摄诗、文、书、画、音乐等文艺形式的古典文艺理论生发而来。唐宋诗词发达，诗品、诗评、诗论全面展开，论画尤其与诗的品评互为依托。“诗言志”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，为其品鉴奠定了“含不尽之意于言外”核心主张。王维、苏轼以诗人兼画家，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诗画边界。由诗的言外之意、象外之意，借而为画外之意、意生象外，是“意”之产生的理论根源。所谓“画意不画形”，取其意气所至，正是宋以来文艺美学思想的集中。流风所至，延续至元明清时代的绘画品评，遂成文人画之圭臬。于创作实践中，催生出水墨淋漓、态纵豪放的“大写意”艺术，发展为以诗、书、印之外在形式，来完美画之“本法”的意境表现方式。诗与画不仅在内里意境上关联，随着画面上题跋和钤印形式的固定，参与画面构成，形成了中国画创作“三绝”（诗书画）、“四全”（诗书画印）观念。所以，中国画“意”的美学，发端于画与诗的纠缠。由诗、画二者关系入手检讨，梳理这些发生在绘画实践上的“前”意时代的创造，黄河书画网，似可追本溯源，理清写“意”之来路。